无路可走

鲍鹏山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

--刘熙载（艺概）

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洪兴祖（离骚后叙补注）

屈原不好写。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认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屈原那样，被后人随己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的一千个哈姆雷特。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有了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西北师大赵逵夫先生的两本有关屈原的著作：《屈原和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这是我所读过的有关屈原的最扎实的著作。赵先生是严谨而深刻的学者，他从对文本的认真研读，给了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屈原。反观我以前读过的一些有关屈原的著作，总觉得主观的东西较多，有些结论即使浅陋如我，也能看出其破绽。而赵先生的著作使我对屈原的感觉踏实起来。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我以前一直彷彷惶惶地绕开屈原，不敢接近他，因为围绕他的雾气太朦胧，我不知道他的核心在哪里。有些历史人物往往隐身在重重黑暗之中，等待着后人智慧的光芒照彻他们，使他们重新熠熠生辉。赵先生的两本书，洞幽烛微，屈原开始走出重重浓雾。在读完赵先生的两本著作后，我感觉我能说一些话了。

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一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昙花一现，还没开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赵逵夫先生独具只眼地在《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睢"一节中，考证出该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从而证明了先秦确有屈原其人。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屈原在先秦无名望无影响，以至《战国策》中以"有人"来代称他。如果没有他精彩绝伦的楚辞，他极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连同他的痛苦、不幸与委屈。

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里（主要在《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诸子及所谓儒家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包括价值认同。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指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感觉记录）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黯淡无光。比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请参阅韩非子一篇）。唯独屈子，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子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使不能与现实并存，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聪明的庄子看穿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幻像则是真诚地信奉，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的命题（这也是稍前于他的孟子的主张）不经意地就变成了君主应当"听信贤臣"，应当对贤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为这样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种抽象的精神传统具体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与君主对峙。屈原就是这样与楚怀王对峙着。当然，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决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己！

当楚怀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时候，屈原才发现；"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诵》）。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惜诵》一篇所倾诉的就是这种委屈与孤独。甚至他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庸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以手--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大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喻地，然后是"不复与言"。在别人的眼里，他大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聩、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赵逵夫先生认为《离骚》中的"求女"，乃是"求知音"，而"无女"当然也就是无知音，屈原笔下的"求女"都是失败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当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约是贾谊，一个年轻有为而又多愁善感情绪不稳的书生，天才政治家，当然也同屈原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后来司马迁把他两人合传，不同时代又无学术承传而合传，除《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外仅此一例。显然，这三种传记，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传，际遇的相似。我有时犯糊涂。不知道司马迁是因为贾谊的遭际像屈原才把他续传在屈原的后面呢，还是因为要传贾谊才想起此前还有一个更哀婉动人的屈原。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是贾谊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间。而此时，距屈原自沉泪罗，已是"百有余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

当屈原二十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原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无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

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而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的批评。比如扬雄与班固。扬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要个性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从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依附王莽作辩护吧？（扬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责数怀王"，"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固《离骚序》）！我以为，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平"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治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境遇。《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融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实的人不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一一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的事业！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泪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宽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

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偏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偏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著于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着，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显示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特操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多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愚生佯狂说屈原

　　                              谢宗玉

　　一

　　四月二十三日，天降异象。先是气温陡然升至三十余度，艳阳暴烈，午后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如注大雨夹杂着弹珠似的冰雹袭击了整座城市。黄昏从办公室出来，全城交通堵塞，每一辆汽车哀哀其鸣，无法动弹。我骑着摩托车，见缝插针，回旋于小街陋巷之中，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家。上楼之时，居然见楼梯口伏三尺绿蛇一条，心顿时骇然大乱，不由竟有了贾谊乍见鵩鸟之胡思。

　　这几天，我饮食出行，与平时无异。稍有异动的，是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这篇文章乃应酬之作，我本想随便拿一些大话道话搪塞一下。众口铄金，屈原早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魂之所在。我无论怎么夸赞他，都不为过。而且凭借对古人天花乱坠的褒扬和推崇，还可以像别人那样成就了自己的德名和才名，把自己打扮成这个社会的道德典范。孰料举笔半晌，竟是难置一词。我知道，这实在有违自己的心性。

　　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并不是要我们把历史人物粉饰成一具金光闪闪的菩萨。而是要借对历史的批判和感悟，呈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喜好，甚至偏执，浅薄、愚陋、虚妄来。那样的散文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基于这种原因，我只想写出我自己对屈原生平一点感悟。如果今日天降异象，是老天因洞悉我即将的胡说八道而大发雷霆之怒，我也将去而不顾。言为心声，谁能阻挡我说真心话的权力呢？最多是让世人骂我无知狂生罢了！

　　二

　　窃以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成名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归功于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之前，其余没有任何史书有过关于屈原的介绍。就连厚厚的一本《战国策》，屈原的名字都没提一下。可见屈原在他那个社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说作为不大的人。在时代的大风云中，他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在史书上留一笔。晚他二百余年的司马迁尽管在列传中写到了他，但马上觉得他的事迹与其余诸子相比，太过薄弱，便只好把贾谊拉进来与他共列一传。这在《史记》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屈原贾生列传》来看，屈原生平的事迹只有二三件是清楚的。一是与上官大夫争宠，被楚怀王疏远。上官大夫对怀王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每每法令一出，屈原就在外面自吹自擂，说这件事不是我就再没有人能够完成了。怀王大怒，就这样疏远了屈原。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屈原的确曾给楚国制订过法令。至于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之事，就多属道听途说，没有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只好含糊其词，一笔带过了。

　　二是秦昭王打着联姻的幌子，想把楚怀王扣押作为人质。屈原一眼识破秦昭王的阴谋，力劝怀王不可入秦。可怀王听了他小儿子兰相反的建议，仓促之间就去与秦昭王相聚，结果真的被扣押了，秦昭王要求他割让土地作为交换。怀王不肯，最后落得个客死秦国的下场。

　　三是屈原到处散布怀王忠奸不辨的传言，使得令尹子兰火冒三丈，便找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告了一状，顷襄王一听，就把屈原远远发配去了汩罗。屈原披头散发来到汩罗江畔，被一个渔夫认出来了，就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了？这句话触发了屈原一腔悲愤之情，于是对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到了这里。渔夫诘问他何不同流合污，屈原一连用了几个比喻，表达了自己的高洁之心，并临江赋《怀沙》一曲，然后抱着石头投江而死。

　　曾经以自己的言行干预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长河中可谓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屈原的那点事迹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司马迁最后为什么就把屈原归于七十二列传之一呢？这应该跟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不无关系。司马迁在作《史记》之前，因替降将李陵开脱罪责而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想着自己的一腔报国报君的热血竟落得如此下场，左思右想，不得其明。恰好看了屈原一系列忠君爱国、幽怨悲愤的文章，感同身受，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就有了替他立传的心思。替屈原立传，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隐性地替他自己申张冤屈。不知各位读者有没发现，整篇《史记》中，司马迁都是以局外人的姿态介入到历史人物和事物之中，只在文章的最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唯独《屈原贾生列传》不同，屈原的事迹还没叙述多少，司马迁就忍不住大段大段对屈原的遭遇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屈原的为人为文夸上天了。“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溢美之词，与其说是在夸屈原，不如说是在夸他自己。“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这些话，用来评价《史记》算得上恰如其分。而用来概括屈原的文章，却不相符。屈原的文章直抒胸臆，饱含激情，以絢丽浪漫见长，长篇累牍表达的仅仅是自己的高洁之心高远之志和忠君爱国的抱负，让人读之颇嫌其繁，其文并不约，其辞也不微。

　　相对屈原政治作为的平庸来说，屈原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种独树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建设上，吸取《诗经》和《古乐府》的精华，屈原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骚体，为绚烂多姿的楚辞拉开了划时代的序幕。这种骚体好就好在能借物咏怀，直抒胸意、摧肝裂胆，反复吟咏，把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丝毫不显得造作。给人在阅读上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却又九曲回肠的气势，将读者的情感一下子就俘获了。特别是与他遭遇相近的人，更容易感同身受。可以说，司马迁先是从屈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种震撼人的力量，才决定替他立传的。屈原的文章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之名。

　　三

　　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所以《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都在老师的引导下有过系统阅读。那时年纪小，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或者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免人云亦云，被书本和老师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唬得一愣一愣。这几日重读这些篇章，才发现除了在文本上具有开创意义外，屈原的思想境界并不显得如何高远。内容和主题也非常重复，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重复写作。屈原所有文章的主题无非是说明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得不到重用，希望贤明的君主能将他重新召回，让自己的才能为国所用，为民所用。而他就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一边怨天尤人，一边梳理自己受伤的羽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中无法自拔。以致沅湘之人邀他作祭祀之礼、歌舞之乐，他一写一写，就把自己的忧愁焦虑全写进去了。《九歌》十一篇，写得几乎全是等待君王召他回都的主题。好在愚蛮之地的人们识字断义的并不多，不然谁有兴致拿《九歌》在祭祀上歌之舞之呀？

　　屈原无疑是一个语言大师。且看他的《湘夫人》开篇几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我相信只要稍通文墨的人，读了他的这几句话，内心都会像被针尖尖给挑了一下。那个绝美绝伦、超凡脱俗的美人，只稍微几笔，就勾勒得栩栩如生。这样的美人，就算是山高水长，道险路崎，我们也想目睹其芳容一回。

　　可惜的是，有如此神韵之笔的屈原，在刻划这个美人时，心里想到的却是皇帝那个糟老头子。在他的绝大多数篇章中，他都把皇帝老儿当美人对待。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怨又不敢怨、恨又不敢恨的等待垂青之人。知道了这一点，屈原文章中那些再绝美的意象也不能使我迷醉了。我不喜欢那些爱政治像爱美人的人。美人是人世间的珍宝，而政治只是垃圾。美人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敬爱呵护，而政治只需要像清理垃圾一样去搬弄就可以了。把政治当美人对待的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器，所以屈原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像屈原这样心无城府、不懂权谋之人，纵然有盖世之才，也不会得以施展。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那些杂耍演员能把十几个乒乓球在手中耍得七上八下、眼花缭乱，可给他一张乒乓球台，一副乒乓球拍，让他对付一个乒乓球，他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对手。屈原的悲剧就在于他狷狂的个性不适合在口蜜腹剑的政治舞台上呆。水至清而无鱼。就是这个道理。晚他几百年的诸葛亮就做得比他好多了。从品格、德行和人文关怀上讲，诸葛亮丝毫不比屈原差，两人都是处在乱世之中，诸葛亮却能从中脱颖而出，成就了自己的盖世霸业。原因就是诸葛亮比屈原多一颗兼收并蓄之心，懂得择主而事。

　　在《屈原贾生列传》之尾，司马迁就曾经叹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确，我也有类似的感叹，真正的大情怀，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学得屠龙术，不是“货与帝王家”，而是要“左右帝王家”，这才是大气魄、大襟怀。春秋时候的孔子、孟子、荀子及苏秦、张仪等人在这方面就开了个很好的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有真本事，走到哪里不能“为自己服务，为人民服务”啊？现在看来，春秋战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思想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帝王好多都只是些傀儡罢了。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可以树立文人和思想家独立的心性、人格和价值观。可惜屈原不懂这些，把个楚怀王当作他“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先秦诸子大多以思想闻名于后世，独独屈原是以他自我标榜的道德或者说“牢骚”立于后世。连与他共列一传的贾谊都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充满理性之光的政论文流传下来。可屈原的思想竟见不到一鳞半爪。屈原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有治乱之才吗？这恐怕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屈原有三句话流传得最广。一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再一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句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仅这三句话就可以确立屈原高标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性。我在《一日洞庭》中就曾经说过，笔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没用的，而要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没多少用，得要自己的能力担得起“忧天下人之先忧”。不幸的是，屈原并没有给后人显示出他为生民造福的能力和实例。楚国的法令就算是他修制的，在当时也并不显得优于其他诸国。至于“路漫漫”一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它背叛了，他没有像文天祥那样去不屈不挠地求索，而是一听都城失陷，就自毁而亡。至于“浊清醉醒”之句，完全是梦呓之语，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才会发出那种感叹。中学时，包括我在内的少年，都喜欢把这句话抄录在语文课本的封面，以明其志，居然一点也不脸红。到了大学，就再没有人敢这样做了。举世皆浊，唯有自己清；众人都醉，唯有自己醒。天啊，六十余岁的屈原还敢喊出这样的口号，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种“磕了脑壳”的气魄。事实上，当时楚国为国而死的仁人志士多不胜数，在各种史书中流传下来的侠肝义胆之人也比比皆是，何独只有他屈原是清醒的呢。从这句话中，倒可以看出屈原偏执的个性来。宦海沉浮，乃人生常理。为什么他屈原一旦含冤受挤，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与他为敌呢？

　　四

　　鲍鹏山先生在《屈原，无路可走》中认为屈原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业绩，而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这句话的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屈原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失败。历史的天平已向秦国倾斜，屈原就算不被排挤，让他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也不一定能挽救楚国灭亡的结局。那样的话，屈原在历史的黄卷中根本不可能发出如此强劲的光芒。屈原的成功得归于他那些自我标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正是他在被疏被贬之后才完成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屈原似乎忘记有注书立说这回事了。他每天写的都是官样文章，就是现在所说的汇报材料。并且为这些材料的出语不凡而沾沾自喜（我想上官大夫也不会空穴来风，从屈原后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自视甚高，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高贵的姓氏；在《涉江》中又说自己喜欢穿奇装异服，标新立异。后来的国画家们一画到屈原，就让他的头仰得高高的，云帽崔嵬，宽袖阔袍，一副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架势）。

　　有了屈原的被贬，才有屈原的文章，才有司马迁的感动。如果说给屈原立传是司马迁用木头给屈原雕塑了一座神像，那么司马迁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就是撒向那个神像的第一层金粉。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他自己，司马迁以为他们三个人所受的冤枉，在中国的知识界定是空前绝后的。可他没想到的是，在君权至上、毫无人权的中国社会里，历代以来“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太多。而他们一旦失势，每每就自比屈原，下笔千言，抒情明志，将七分给予屈原，三分留给自己。这样一来，屈原身上的金粉就越撒越多，越涂越厚，那神的面貌就越来越清晰，那神的光芒就越来越辉煌。已故作家江堤在他的《绝途》中认为，“屈原的痛苦是高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失意，其主题是失宠于帝王，落魄于官场。屈原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是他们用来抗拒堕落、战胜自我的一种话语武器。”他说得太好了。屈原正是一个失败的神祗。“恨天低，大鹏有志愁难展。”屈原成了天下失意知识分子心灵的慰藉，而他的文章就像一杯暖暖的烈酒，让千古以来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在凄风冷雨的夜里，伴着青灯，痛饮不休。到后来，几乎发展到每个少年在“强说愁”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屈原情节”。他们都是高呼“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口号长大的！

　　当然，“蛋糕”之所以能够越做越大，是因为历代帝王都允许这个“蛋糕”做大，没有人为地去破坏。屈原的确有一定的反骨，但他再怎么反，都没有反到皇帝老儿头上。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屈原根本就没想到要跳出怀王的“怀抱”。而屈原提倡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正是历代统治阶级最为需要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不懂权变的知识分子，皇帝老子喜欢了就召回，动怒了就贬去，只希望他们一个个都成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屈原模式”的人。屈原的精神力量塑造得越强大，那些失意文人聚众谋反的几率就越小，皇帝老儿的江山就越稳固。从这方面来说，屈原的文章思想就带有了某种精神鸦片的意味了。“秀才谋反，三年不成。”那三年秀才们干什么去了？去和唱《离骚》，抒发情怀去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笑话。我想说的是，屈原看似悲愤交加的文章，其实却有一种软化功效，能把后人的失意情怀梳理循导进入某种渠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屈原的文章就有这样的催化作用。

　　如果偏执一点，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几乎都出自先秦。先秦之后，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几乎寥若晨星。为什么？除了体制问题，我看“屈原精神”在其中的影响力也不算小。有着贵族血统的屈原一直以王朝为正统。所以一旦被逐，就觉得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分崩离析。当时楚国的郢都是现在湖北省的江陵市，离汩罗其实并不太远。物产地貌也没多大区别。可屈原就是觉得“郢都的月亮比汩罗圆”，被逐之后，就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简直还不如他笔下一枝“杜衡薜荔”什么的。杜衡薜荔无论遗失在多远多深的江湖，都能长出自己一份独特的精彩来。叶绿枝肥，花发幽香。而不管有没有人赏识。屈原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自屈原之后，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之所以少之又少，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王化正统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自由的个性，从而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群星灿烂的西方哲学家们就很少有几个是以离统治阶级的远和近来判断自己价值的大和小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政治仕途半点关系都没有。

　　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劝这个民族还是不要把屈原当作民族的神魂为好。事实上，在时光的淘洗磨砺下，屈原也不再是历史中的那个屈原了，而成了一件符合公众需求的伟大艺术品，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屈原形象。就像“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一样，“屈原精神”也成了历代知识份子集体幽怨的结晶。就像把一粒沙子塞入蚌壳之中，若干年后掏出来的是一粒珍珠。这就是历史中的屈原与人们心中的屈原的区别。从这一点来说，屈原精神倒可以代代传下去了。

办公室里的屈原

李敬泽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螺蛳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本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